来源： 中正政事
历史的年轮中有很多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创造丰功伟业的英雄，他们不断用胆识和智慧点燃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激情，不断用自己的激情推动中国这艘巨轮持续向前。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勇于探索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仲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生致力于将积贫积弱的国家变得繁荣昌盛为己任，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回想这位睿智老人在广东奋斗的光辉岁月，让人倍感钦佩之余，感觉特别值得正在转型期改革再出发的地方党委政府主政者借鉴，故撰此文以共勉。任仲夷老人是1980年11月从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受命南下，接棒刚调到中央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主政刚刚改革开局的广东，耕耘中国开放的“试验田”。改革试验是在做各种发展方式的假设性探索，创新性尝试在那个思想固化的年代还属于“异端”。任仲夷上任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敢做敢说，并在全国率先实施“三放原则”发展广东经济，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在特区建设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是备受社会各界重视的政治问题。很多人看不惯由特区快速传到内地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青年人，且意见很大。任仲夷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说：我们要抓大事，不能盯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这类事，资产阶级的腐蚀主要不在这里，而是少数干部收受贿赂、贪污中饱私囊等歪风。上任不久，社会各界就有了较多的质疑和指责，任老也有了“任你胡来”的绰号。面对“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等指责，任仲夷说：“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坚定广东干部队伍信心，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为特区正名。他说，实行改革开放，在长期封闭的墙上打开窗口，随着新鲜空气进来的，也难免有少许污浊的气息和蚊子、苍蝇，但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外污，更要排内污，只强调外来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我们内部这一面。蚊蝇有从外面飞来的，也有内部孳生的。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解决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落后保守思想。不要盲目排外，就是不要把凡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都看成是有害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就不能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永远使自己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进行真正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以开阔的胸襟、直面矛盾的态度和唯物主义的思辨，坚守着当时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海关运行机制和国内税收机制不健全，闽越等沿海地区走私、漏税现象严重，1982年初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上任仲夷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负面社会舆论在国内广泛传播，有人说深圳“放羊”了，“精神污染严重”，“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一些从内地到深圳参观的老干部视特区为异端，认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广东省承受着巨大的发展选择压力。面对全省干部的忐忑心态，任仲夷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会上主动承担自己的领导责任，并明确态度：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下面的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会上，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对广东的干部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面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坚持“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坚定了广东干部队伍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在经济建设中，他为下级放权，允许特区采用“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的行事方式。要求大家做事不要等红头文件，一旦看准了可以先搞起来，再报告。还有些事实在拿不准，边做边说，先上车后买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接受教训就行了。以任仲夷为代表的广东省委，面对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宽容的态度和更坚定的信心，实事求是地去面对、去解决，为下级干部做事放权、行权背书，激发每个人的发展热情。任仲夷到广东后遇到另一个难题，是政策法规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相当多的个体户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几百个都有，这在当时是违法的。面对矛盾和问题，他广开思路，求教社科界，在理论上寻求突破。看到一位研究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论文后，亲自约见求教。他说，个体户对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只能扶持不能压制，要扶持个体经济，给个体经济正名。经过广泛的论证，决定在广东率先给它取个“私营经济”的正式名字，并率先在广东制定区域政策，让它发展、让它壮大。由此，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从“拾遗补缺”、“重要补充”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市场大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太低，于是就开始改革广东的投资体制。他让省交通主管部门自筹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1984年1月广深线东莞中堂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成为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闯出了“贷款修路、收费偿贷”的新路子，他把这一办法称为“借鸡生蛋”。公路“借鸡生蛋” 的试验成功，接着又推出了“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水养水”，又发展到“以桥养桥”、“以通讯养通讯”等，完善了广东的多项基础设施，推动了广东生产要素效率的高效流动。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深圳发展到现在，在今天看来，一切早已是势之所趋、理所当然。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却是在陈规腐制下的艰难掘进，是在犹豫踯躅下敏感挺进，是在众目睽睽下的孤身奋进。打开国门广东试水，商品经济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为代表的广东省委，可谓担国之责、承民之愿。为解决广东经济发展和机制调整的关系，任仲夷提出一定要把调整同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三真”方针，旗帜鲜明解放广东社会被禁锢的思想。1984年，广东省委为了突出特区的“特”，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31号文”，赋予蛇口4大特权，如蛇口的项目，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还有进人、户籍管理等，蛇口自己可以批。“31号文件”是任仲夷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发出来的，“变通”了广东的经济棋局，将蛇口“放生”为一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时任蛇口工业区主任袁庚不负众望，很快将蛇口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袁庚不仅叫响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还在蛇口工业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劳动人事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还要求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监督。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壮举，也为后来的深圳发展打开了思想缺口。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当时，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口诛笔伐，矛头直指广东的经济特区。批评要挨，检讨要写，但任仲夷坚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可能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刚从文革走出新发展势头，不能胎死腹中。在执行中央政策上，任仲夷要求各级干部都要发挥“变压器”的作用。要把中央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成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去推动机器的运转。要求政府职能部门要懂“变通”，变通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变通”不是“变相”违反政策。在正常工作中，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现行政策的规定，在执行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提出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第一是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利国利民的事情，有时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依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是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是相反；第三是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对于中央提出“加强统管”的要求，同时为了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创造性地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二十四字方针。在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上，提出“排污不排外、引好不引坏”原则。在情势复杂的80年代，这是一份珍贵的意志，也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任仲夷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到：当前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得死，效率低。办一件简单的事，不知有多少部门管着，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行使“否决权”，而投“赞成票”的却很少。许多明明合理的事情不能办，许多明明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改，造成体制性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比之纯粹个人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往往危害更大，而且更难克服。就上述现象，任仲夷说，各部门都要尽量多“开绿灯”，不要滥用权力“亮红灯”。要多让“车走直路”，不要总是“别马腿”。他要求广东的干部，在经济发展中要坚持“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不要停。这就是著名的“三灯论”，“任你胡来”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为自己找了不少的麻烦，却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开放、体制革新开了个好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他在广东这些年的曲折经历和是是非非时，他说到：“是是非非”并不是说“是非”很多，难以分清的意思。第一个“是”字和第一个“非”字，都是动词，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荀子·修身》也是这样讲的：“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 。意思说，君子应“是所当是，非所当非”，善于识别是非，敢于坚持是是非非--把对的当对的，错的当错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记者让他评价一下自己，他坦荡睿智的说到：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后来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觉得动这样的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也可以说“无所畏惧（胃具）”了。有人说，广东省委对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讲，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是他们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他说，我的做事原则是，套话、空话难免；错话、违心的话尽量少讲和不讲；假话、大话切忌。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处世之道。仲夷老人以宏大的格局、坚定的信念、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为我党筑起了一个让人高山仰止的改革开放丰碑。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伟大践行者。老人做的是从0到1的艰难事业，虽然艰难无比，他做到了！人生不过百年，情怀弥足留恋，任仲夷这个名字值得被国人尊重、被纪念，因为他在一个需要他的时间和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他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为后人成功地拓宽了前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破局，各地区的发展潜力需要释放，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无比期盼。国务院出台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政策刺激方案，但投资回报率却每况愈下，对经济的提振效果日趋式微。地方债日趋攀升，地方财政收支持续恶化，僵尸企业尾大不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资本配置不断错配。各级地方主政者受党之托、承民之盼，和任仲夷老人比起来，是不是少了些许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我党有更大的勇气、更多的发展共识、更加开放的格局、改革的态度，允许全社会在经济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做尝试。甚至用红头文件、考核督导方法，让各级主政者带领全社会一起推动中国这艘巨轮走向深蓝，但仍有个别地方主政者仍裹足不前、动力不足，缺乏一点精气神，愿仲夷老人的勇气和智慧对我们每个人有所感召，仲夷老人的变通智慧、无所畏惧精神能鼓舞着每位主政者。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能够创造无数奇迹的共产党人，定能带领各族人民借鉴先辈的智慧，汲取历史经验，规避历史教训，带领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